蒋筑英一个人活着应当有个信仰

蒋筑英（），浙江杭州人，中国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研究员。1962年，蒋筑英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成为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的研究生。1965年，和研究小组研制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建成了国内第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设计了我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还使X光射线的检测精度达到一根头发丝的十万分之一，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多个关键技术难题。1982年6月15日，蒋筑英积劳成疾，患病离世，终年43岁。

蒋筑英是我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逝世后被追认为全国劳动模范的知识分子。他在光学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在工作生活中乐于助人，不求名利。他一生追逐科学之光，短暂的一生却焕发了最耀眼的光芒，他的进取精神和高尚人格，也将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为民族崛起而努力拼搏。

43岁，正当壮年的年纪，他却离去了。

他，就是聂荣臻元帅口中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

“他是一位出众的品学双全的好同志，这样一位我们曾寄以极大希望的同志去世，是中国光学界的重大损失！”著名光学专家母国光在唁电里这样痛惜道。

蒋筑英一生坎坷，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用信仰战胜困境，用信仰实现理想。

蒋筑英出生在战乱年代的贵阳，从小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童年几乎就是在毛坯房和防空洞之间奔波。听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警报声和轰炸声，他无时无刻不渴望着和平的幸福生活。1949年5月，杭州解放，终于实现过上和平生活愿望的蒋筑英，第一次看到英勇的解放军和鲜艳的五星红旗，他心潮澎湃，立志要报答带来和平幸福生活的共产党，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蒋筑英一生追逐科学之光，他说：一个人总应该有信仰，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过好生活，而要为社会负责。

然而，蒋家的幸福生活并不长久。1952年，正在上中学的蒋筑英受到命运的打击，他的父亲因所谓的历史问题被送到农场去劳教审查。后来，父亲还被判了刑，这让蒋家受到了沉重打击，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担全都落在了母亲和作为长子的蒋筑英身上，他们只能没白没黑地拼命糊火柴盒，这种辛苦赚来的微薄收入只是杯水车薪，他觉得，只有掌握知识，未来才有希望。于是，蒋筑英立下了当一名工程师的志愿。

心里有了这样宏伟的目标，蒋筑英就能够在父亲错判入狱、母亲辛苦劳作、弟妹驹齿未落的困窘时期，依然不断激励自己，奋发图强。1956年，蒋筑英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开始了他追梦的光学专门化之路。但是，蒋筑英的家庭条件非常困难，难以承担大学的生活和学习费用。看到品学兼优的蒋筑英家庭经济实在困难，学校为他申请了助学金，缓解了他的经济压力。蒋筑英常说：“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如果没有党的关怀，没有国家的资助，没有学校的培育，自己就没有现在的生活，更不能这么自由自在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因此，蒋筑英学习异常刻苦，立志将来报答国家和党的栽培。

六年大学生活结束时，面前有两条路让蒋筑英难以抉择：一是听从母亲的呼唤，回家乡工作，照顾自己困难的家庭；一是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光机所）继续深造。最终，内心被一直被报国梦灼烧着的他舍小家取大义，说服母亲让自己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攻读“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的研究生。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这样写道：“知识的海洋无边无际，我现在所学还远远不够，我要继续求学，打好基础，基础打得越牢固，将来才越能干成大事儿报效祖国。”

蒋筑英主要研究的是光学传递函数，这是评价光学系统质量好坏的一种近代科学新技术，应用性、基础性很强，可广泛应用于光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如果这项研究能够有所突破，相关的色度学、光学检测、软X射线等难题都可迎刃而解。1963年，蒋筑英在导师的指导下，成立了一个四人攻关组。当时，有关光学传递函数的资料很少，数据也不多，攻关人员中除了一位是和蒋筑英同年毕业的大学生外，另外两个成员都只是早几年毕业的中专生。在这种情况下，攻下光学传递函数这一难关，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攻关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资料的收集和翻译工作。在所有相关的资料中，法文版的《傅立叶变换在光学上的应用》一文，是研制光学传递函数装置的必读文献。为了翻译这篇文献，蒋筑英一边收集资料，一边抓紧攻读法文。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就连上厕所、挤公共汽车的时间都不放过。就这样，不到半年的时间，最终把那篇必读文献翻译成了中文，为全面了解光学传递函数理论和下一步进行实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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